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已由2007年的1.4%提高到2012年的1.97%，其中企业研发活动支出占比超过74%。这意味着企业在我国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主角地位已经越来越凸显。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？有哪些经验值得推广，又有哪些不足之处需要完善？

　　资金哪里来

　　2012年，我国全社会用于研发的支出中，企业投入占比达74%。这一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呢？

　　政府财政资金引导是一个重要手段。全国人大代表代表、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蓝绍敏告诉记者，宿迁在全国首创“创新券”制度，已分两批向近1000家企业无偿发放6600万元创新券，带动企业8.5倍的科技投入。蓝绍敏代表说：“宿迁是江苏经济后发地区，要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，就必须以科技创新求突破。”

　　由国企带头承担、大量中小企业共同参与重大战略任务，是另外一个重要经验。全国政协委员、科技部部长万钢告诉记者，我国的高铁、青藏铁路、西气东输、三峡工程、西电东送等国家重大工程，都是由众多大中小企业共同承担。此外，高端芯片、高端数字化机床、石油天然气等具有明显产业化目标的重大专项，也是如此安排。

　　资本市场的支持和相关政策优惠，在带动研发投入中的作用也必不可少。2012年，我国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投入40多亿元，带动资本市场、银行等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超过1000多亿元。

　　通过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政策支持，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。2012年，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到世界第一位，全国105个高新区的总收入已经超过了16万亿元，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13.6%。

　　人才何处寻

　　2012年，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320万人。如何获得更多人才，成为企业当好创新主角必须直面的问题。

　　引进人才并在实践中培养，是多数企业采取的办法。全国人大代表、亨通集团董事长崔根良说，“人才是企业之本，创新之源。”在通信光纤光缆领域，亨通集团近几年引进一批海内外专家，成为行业人才战略高地。“不仅要用好国内人才，还要用好***人才、技术资源。我们确定了‘531’国际化发展战略，即50%以上产品销往***、30%以上资产为***资产、10%以上人才为国际化人才。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来自核心技术和人才。”

　　让科研人才走出去，在合作中锻炼，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的必经之路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天津科技大学校长曹小红介绍，近几年，大学科研人员跟企业合作的积极性越来越高，企业越来越希望与大学合作研发。为鼓励学校科研人员深入一线，高校的考评制度也在改革，“比如天津科大从讲师晋升副教授，至少要有一年企业工作经历，从副教授晋升教授还需要再加一年。”

　　强化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，是解决企业创新人员不足和力量分散的有效举措。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，我国已构建95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，整合了200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和技术资源，以求***行业的关键和共性技术难题。还依托骨干企业和转制院所，建设了9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164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让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显著提升。

　　成果何处推

　　2012年，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预计突破10万亿元。比对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51.9万亿元的数字，我们就能理解，为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技术制造业已经“成为国民经济重要先导性、支柱性产业”。但也要看到，目前我国科研成果的推广并不容易，影响了部分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。如何打破阻碍自主创新成果推广的制度障碍，成为部分代表委员讨论的话题。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连云港港口集团董事长白力群说，2010年初，连云港港口集团与河北远洋集团共同组建了科研项目组，开始研发岸电技术。“以往停靠码头的船舶必须24小时采用辅机发电以满足用电需求，既浪费又污染。采用岸电技术能较好解决这一问题。”白力群代表说，这个技术已上升为国家标准，却遇到很多推广难题。比如减排指标到底算在谁身上？岸电出口用到国外船只上怎么收费？

　　有代表希望建立促进自主创新成果推广的新机制。全国人大代表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陆春云说，“美国现在加快新药审批，一年能审批3000多个新药，我国一年只有200多个。能不能在园区实行新药审批预审制和提前介入政策，加快新药审批速度？”

　　有代表希望相关部门能以国际视野促进自主品牌和技术的推广。全国人大代表、新誉集团董事长周立成就提出，作为一家从事轨道交通、新能源、数控设备等业务的高科技企业，新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遭遇到很多技术壁垒。“337调查是美国通过专利和知识产权门槛设置的一项贸易壁垒，美国用其打压中国企业，过去只针对中小企业，现在对我国的大企业也作调查。”周立成代表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做好有效应对，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环境，“可以在国内政策和法律层面上紧跟，协调关联诉讼，为国内企业成长铺平道路。还可以设置中国版337调查，增加反制武器，维护国内企业合法权利。”

　　（本文章摘自3月9日《经济日报》 作者：佘惠敏）